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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鼠疫》是加缪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自从它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笔者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并将自己的阅读所得写成文章,以期与加缪的爱好者研究者们交流。本文将从人物形象、人物行为的分析、人道主义的光辉以及道德皈依的危险性等几个方面对《鼠疫》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加缪的创作习惯之一就是不直接描写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而是经常性地、有意地避开即时的社会现实,“寻找”一个“新”的环境来安置他小说的人事,即使需要以战争作为描写对象时,也是如此。比如《鼠疫》,他绕开了战火纷飞中的欧洲,假借北非地中海海滨城市奥兰作为鼠疫“发生”的地点。那时,即1940年,德军在欧洲的战事极其顺利,他们绕过马其诺防线,从北部侵入法国,迅速攻占了巴黎,法国投降。一年后,由于肺病复发,加缪从奥兰转移到了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治病,静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而德国人却迅速占领了法国南方,加缪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战争的阴霾和疾病使加缪感到世事怪诞,命运多舛,内心极为惶惑、凄凉和焦虑,小说中记者朗贝尔的处境和心境;就是加缪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这激发了加缪的创作灵性,他“绕”过战争,写的是鼠疫,但在他自己看来,这给世界带来无穷灾患的“鼠疫”就是德国纳粹。
从叙事技巧上来看,小说的叙述是相当冷静的,甚至平淡无奇,但在冷静和平淡的下面却激情澎湃,暗流汹涌。奥兰虽然是北部非洲的一个城市,但它却沐浴在地中海温煦的海风和宁静的蔚蓝之中,而且人口众多,商贾如云,享乐主义风靡,物欲横流,但在这些歌舞升平的光环之下,大多数市民却并不感到快活和幸福,他们生活在一种接近自闭的情景之中,精神萎靡,空虚,意志消沉。这无疑就是当时的法国社会的缩影。加缪通过这个缩影,充分地实现了他的创作目的,即,“以一种囚禁来描绘另一种囚禁”。但这种“囚禁”并不完全遵循纪事原则,相反,在纪事的大框套下,加缪巧妙而适度地运用了虚构手法,进一二步深入地解剖了时代悲剧。没有任何夸张的虚构原则,与冷静的叙述策略,高超的纪事手法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加缪深切地感到自己生活的时代是危险的,恐怖的,他通过自己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他与他那个时代的人共同面临的真实:战争!大屠杀!逃亡!绝望!死亡!人们处在无尽的痛苦、恐惧、惶惑、焦躁不安之中,有的人拼命挣扎,有的人奋起抵抗,顽强斗争,但更多的人最终还是在严峻的局势下万般无奈,但客观事物时刻威胁着“自我”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而幸存者对“幸存”的谨慎态度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加缪,他直接在作品中表露了这样的思想和行为。这正是《鼠疫》独特而深刻的地方。
一、人物形象及其行为分析
同加缪的其他作品一样,《鼠疫》中的人物也不多。但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物形象,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有意思的是,我们往往在这些人物身上,多多少少都能找到加缪自己的影子,换句话说,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形成了“加缪”。不过,加缪在这个小说中最为注重的却是人物的具体行为,即,在灾难降临时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为最后的结局所付出的代价。这就要求每个人在灾难面前做出选择,这种选择在加缪看来,是自由的,自为的,坚韧的,因为行为是心理的直接表露,是思想的延续和情感的寄托,而小说塑造的人物也是他们自己行为和作者的责任人,他们是他们自己和作者思想和情绪的承载者,表现者,是选择的主人。这种自由的抉择首先体现在医生里厄的身上,也可以说,里厄的身上“隐藏”着加缪,加缪通过他向世人阐释了他对荒诞世界中人类生存、挣扎、企图走出荒诞却又矛盾重重的人生哲学观念。“鼠疫,这就是生活”,里厄的这句话充分地证明了他对荒诞世界的深刻认识,而这种认识正是他行为的助推器,是基本的动因。尽管身处荒诞现实,但医生的表现仍然堪称正直,冷静,可靠,认真,负责,是一个优秀的男人。但一个优秀的男人,究竟该怎么去界定呢?他是不是在内心深处接受了荒诞的现实,从而也让自己荒诞或怪诞起来呢?他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母亲的儿子,也有可能是社会上流行的大众情人,因为一个德高望重或有真才实学的医生,极容易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信任,进而成为大众情人。那现实中的加缪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呢?他曾经对政治抱有极大的热情,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同时,他又是一个作家,但除了这些公众身份,他还充当了什么角色,尤其是在法国南部山区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面对荒诞世界,他是低首屈膝,还是奋起反抗?显然,医生和加缪都在两者之间行动着,选择着,富有理性,也有适度的抗争,更多的是接近超拔的冷静,但又不失为人友,为人子和为人夫的热情和友好。其实,在医生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加缪受到的虚无主义的影响,但他却不是一个绝对的虚无主义者,他毕竟挣脱了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桎梏,将自己提升到人文主义者的高度,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闪烁着人道主义的熠熠光辉。从里厄身上体现出的这种游刃有余的适度,恰好是加缪的才情和行为的体现,或许,加缪自身也渴望成为一名医生,医学上的和哲学上的,能解救肉体和心灵的医生。因而,里厄完成了“加缪”,加缪也完成了“里厄”,一切显得那么合适,符合荒诞现实中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因此,这种思想不仅是挖掘现实的机器,剖析人生的手术刀,也是行为方式的始作俑者,它可能严肃异常,冷漠之极,也有可能在保持尊重与被尊重的过程中与时运斗争,排除危险,解救苍生,向命运还击,向客观作对,获得幸福和快乐,让荒诞的、非理性的、残忍的世界在他们的美学和道德体系中分崩离析,从而解决人生的重大问题。里厄是怎么让思想变得更加深刻,怎么实现他的行为方式的呢?他理解医生这个职业的特点,兢兢业业,在灾患来临时无所畏惧,但又在大多数鼠疫患者面前显得过于冷淡。他并不以为塔鲁的自我完善,真诚的忏悔,所谓的行圣人之道也符合自己的人生哲学,甚至根本就不以为然,也不为神甫帕纳卢的演讲所动,不接受他对鼠疫的泛滥是天意所为的说法,更不赞同其“集体惩罚”的论调,也对记者朗贝尔当初无法忍受寂寞和与爱人分离的痛苦表示理解,但又不能为其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甚至对最后变成疯子的科塔尔的行为也不大支持,仅仅是表示同情罢了(这同情显得极其苍白和无奈),他只明白自己是个医生,拯救苍生是他的使命,他做的,都是最实在、具体、烦琐和危险的事。他正视鼠疫,正视一切苦难,却又以为苦难永在,鼠疫会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死灰复燃,一切罪恶都不会消亡。他否定了塔鲁的生命哲学,却肯定格朗的处世态度;理解记者的痛苦和烦闷,却又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苦苦思念自己的妻子,却又像一个禁欲主义者一样禁锢自己的情感,即使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他似乎也已快麻木了。在他看来,也是在加缪看来,活着就得有所为,这个有所为不一定要有最后的回报,不一定会有希望,以及幸福。但人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能相对地靠近幸福,甚至,行为本身就是幸福。他认为,幸福并不完全在于鼠疫的消失,它存在于理解、坚持和无穷无尽的忍受之中,也存在于相对的意义之中,同时,灾难的洗礼可以升华幸福,而幸福是可以解脱的,也能够而且必然而且必须牺牲的,尤其是人类普遍性的巨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加缪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他因为不信上帝而使很多人疑惑,加缪传承了作家的衣钵,因此作家内心世界里的苦闷,忧郁和矛盾,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塑造成了他笔下的医生,这得益于他深厚的文笔功底,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使里厄医生的形象塑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正是《鼠疫》成为名著的先决条件。
神甫帕纳卢的两次布道,加缪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尽管神甫竭尽全力阐释鼠疫是来自上天,即天意所为,但在加缪看来,神甫的行为也是荒诞的,他在荒诞中口若悬河,在荒诞着布道,在荒诞中生存,在荒诞中忍受,不仅对现实世界没有好处,而布道者自身也是虚伪的,其行为和后果都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这种行为是表面的,做作的,那作为神的代言者的神甫,其本质也是虚假的,最后,这个奉行神的旨意行事,将鼠疫归结为上天的某种行为的人,也死于黑死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加缪通过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加深了人们对鼠疫的认知,同时也传达出了他自己的态度,他不信神,不信上帝,里厄也不信,他们只信任人,人世间真正而唯一的救赎,就是人类拯救人类自己。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他就告诉世界,他不相信上帝,不相信神。这种不相信神的态度使他与人更亲近了一层。在《西绪弗斯神话》中,加缪提出了“自杀是第一哲学问题”,而宗教信仰,尤其是信仰神、上帝是人类在思想和哲学上的自杀,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是在行为上的堕落,生存的恐惧和生命演绎的悲剧,而这悲剧的意义呈现出人在理智同欲望上的要求与整个非理智的冷漠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富有理智和丰富情感的人类与荒诞苦难的现实的尖锐对立。
另一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是塔鲁,一个最接近里厄内心世界,让里厄分享其友谊、聆听其忏悔的善感的人。他死于鼠疫行将结束之时,之前,他当着里厄的面进行了深刻的忏悔,他的泪水不仅洗涤了他内心的污垢,而且洗涤了瘟疫横行的城市,被世间不洁所污染的人们。他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这个经历教会了他很多的东西,而让他痛苦的是,他看到了社会的本质,世界的内核,尤其是他对他父亲的描述,以及对父亲宣判别人死刑时的形象的深刻认识。而致命的是,他把自己看成了是他和所有人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的敌人,而且他试图做出反抗,因为他已彝意识到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他还认识到,这个社会的形成、发展、延续,都是建立在破坏、消灭、死亡的恶性循环中的,这让他痛苦万分。他对医生说:“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得到死刑的宣判。”他父亲偶然的一次将他带到法庭上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也摧毁了他旧有的思想模式。结束别人的生命这种方式在他看来,荒诞,残忍,卑劣,他不知道像他父亲那样的人的权力是谁赋予的,也不知道还有赋予别人更大权力的是一些什么人,他疑惑,思索,恐惧,“直到那天,当我目睹了一个人死去的场景……”塔鲁的话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不仅仅是一个法官赋予一个人的死亡,一个阶级灭绝另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成员杀死另一个社会成员的问题,而还在于,他在法庭上看到平时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父亲,突然变成一个满面肃杀、两眼凶光地宣判别人死刑的人,使他产生了巨大的错觉,疑惑重重。探究年少塔鲁的疑问,实质就是:生命到底是什么?无辜的人为什么要面对死亡的折磨和考验?当这样那样的疑问碰到肆虐的鼠疫时,他又看到,超出他想象的更多的人遭到了灭顶之灾,他们和他一样,也是无辜的受害者,他渴望有人来拯救他们。不久,塔鲁在鼠疫的摧枯拉朽中死去,他的死亡和忏悔在某种程度上将一个来自于自然现象的无情灾患抬升到了社会苦难、国家战争、一个个体与群体共同遭受的来自身心两方面的摧残的层面上来。这个形象的深刻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如果说理想主义者、独身主义者的塔鲁的忏悔和在鼠疫折磨中死去的两个场景是《鼠疫》的关键性元素的话,那么,推事奥东先生的小儿子的死,是《鼠疫》的另一个重要情节。加缪使用了相当的文字和精力,极为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孩子死亡的全过程。震慑着读者的心灵。这体现了加缪内心世界里存活得最好的东西——仁慈和善良。他通过那么大段大段的文字寄予了对一个无辜受害者的深切同情,对人间的一切苦难和邪恶感触很深,同时。他也幸福地意识到在他意识深处的爱。“里厄一下子站起来,激动地瞪着帕纳卢,摇了摇头说:‘不,神甫。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那他的爱还包含了哪些深刻的意义呢?“里厄略带笑容。‘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太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当由于仁慈,由于对世界的爱而感受到的幸福与年幼生命被鼠疫残酷吞噬的痛苦相胶着时,里厄几乎要爆炸了,这是大爱的升华,它比死亡更具有力量,它来自于人类的希望——孩子。
尽管加缪的冷叙述方式使阅读也显冷静有余,渲染的“严重不足”似乎也损伤了小说的魅力,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他准确地把握人物心理的才华和对人物命运的关切之心。人物的出场,就会带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企图,不同的命运走势,对待事件的不同的态度,对待社会政治又有着不同的认识。针对这些特点,加缪冷静叙述,旁观,思索,然后将他们和他们的生活隔绝,而只叙述他们某一个固定的生活场景,对另一个生活场景则完全忽略,最后,因为鼠疫的关系将他们推到公众人物的位置上去,在各自不同的位置上,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有趣的是,人们,甚至包括读者,也只能认识到他们面目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也就是他们生活和精神特质的另一面,则无以知晓。我想,这正好与鼠疫的肆虐造成的情形相吻合,从而加深了作品的主题意义,要知道,人物的处世态度、所处环境和最终的命运,往往花去了作者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二、人道主义的灿烂光辉和道德皈依的危险性
1956年,加缪的《堕落》问世,书中,加缪对知识分子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质疑,而加缪自己也经常声称自己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但由于《西绪弗斯神话》一书,以及他其他作品中出现的“荒诞”意识,使人们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地道的存在主义者,但综观加缪的大部分作品,他并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或者是一个不完全的存在主义者,或许,在遥远的天国,这个并不信仰神,不信上帝的人,会在自己的新的著作中告诉读者:“我其实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存在主义仅仅是一把梳子,用来梳理我的某些思绪和情感纠葛。”
但相对于有人将加缪看成是存在主义英雄来说,笔者更愿意将他看成是一个有着存在主义思想的人道主义者,相信这个说法可以站得住脚。
在加缪的所有作品中,带有强烈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作品无外乎是他的两部世界名著:《局外人》和《鼠疫》他曾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里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来看,却有等同的地方。”这个等同的地方当然指的是那些像里厄一样的、业已不是局外人的人,他们拥有高尚的道德,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同无数的善良和仁慈人一起,为了抗拒共同的灾难和敌人,共同奋斗,就像评论者一致的认为那样,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精神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应该拥有的。
回头再说《鼠疫》。这个作品里,还依稀流露出存在主义哲学的根本理念:世界是怪异的,社会是荒诞的,现实是荒唐的,不可捉摸的,现存的一切也不可认知,更不用说去改变了。而造成这个荒诞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的存在没有理性,在没有理性的头脑支配下,生命就失去了价值,人生来是孤独和寂寞的,人与人之间缺乏足够的热情和信任,从而他说,人活着,没有实际意义。但加缪毕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在《鼠疫》里,尽管荒诞思想的痕迹依旧存在,但从整体来看,加缪的思想在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后,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他意识到了人类社会是一个群体社会,有道德感、责任心和勇于奉献的人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而遭受像鼠疫、战争等自然和人类自酿的灾患的人也是大多数,因而他意识到人们只要团结起来,不管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思想观念有何不同,政治信仰差异巨大,都可以为人类的自我救赎做出贡献。在《鼠疫》中,加缪通过里厄医生的经历和变化表现了自己在思想上的转变。请看,医生在某日以医生的职业敏感意识到奥兰城即将遭受到鼠疫的侵害,而且倾尽全力组织人员抢救患者,达到了殚精竭虑,疲惫不堪的地步时,他虽然也感到苦闷,烦躁,孤独,无助,灰心丧气,甚至绝望无比,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对于那些患者的重要性,他不仅仅是他们幸福的传道者,而且是他们生命的保护者,在这样危险的、夜以继日的繁重工作中,他渐渐认识到自己同那些摧毁人们精神和生命的鼠疫作斗争,其实就是为了所有无辜者的生命和幸福,这是他的职业道德所致,也是他的良心所致,他的仁慈和善良,冷静和从容,宽容和敬业,正是他思想影响行为的结果。换句话说,他的思想正在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思想的变化必然会使一个人的奋斗不仅更加富有活力,而且有一种坚韧的战斗精神。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身边,在他无法莅临的角落,都有无数像他那样的人为驱逐吞噬人类生命的瘟疫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他们都是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人,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并在对付瘟疫的过程中培养出了极强的应变能力。正是大家的共同努力,事件才迎来转机,战斗才取得到阶段性的胜利,奥兰城的城门才得以打开,被鼠疫困顿了一年的人们涌向街头,唱歌,跳舞,拥抱,彼此关爱,畅谈未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作品出现的存在主义的影子,加缪始终认为这个世界是荒诞的,荒谬的,混乱而不可预知,而要命的是这一切都是必然的,自然的,人类是存在之一种,正因为这样荒诞的存在,人类与之相抗衡和斗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像鼠疫,即使现在人们感到安全了,健康了,瘟疫禁令已经解除,分离良久的人们又可以相聚了,但鼠疫是不会灭绝的,它会在某一个不为人所预知的时间,以某种不经意或特意的方式降临人世,人们将重新卷入它残忍的绞杀和吞噬之中。因此,在加缪看来,人们只有互相友爱,互相关心,抛弃虚无主义的信条。在面对灾难时,才能不至于失去爱情、亲情、友情,人类才不至于空虚,虚妄,荒诞,不至于被自然和人为的灾患灭绝。
人类社会在进入20世纪以后,很多人惊奇地意识到,几乎整个地球人都对他们的前辈所遵奉的信仰不感冒,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信仰从人们的意念中消失,最为直接的,就是人们不再相信上帝,不再崇拜神。存在主义哲学家在这方面做得更为彻底,他们抛弃了信仰,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的存在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强调爱、正义、美学、道德、幸福、自由、仁义,它们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心灵力量,在失去中获得,在抛弃中拥有。获得了内心与内心真切的共鸣。但由于信仰可以支撑人类的整个心灵大厦,由于其消失,强烈地冲击着在物质世界里挣扎的人们,尽管正义和幸福也是人类一致的追求。就在这种痛苦和必须为痛苦作斗争的情形下,存在主义者们找到了他们新的座标,找到了新的道路,甚至可以说,他们有了新的信仰。对于加缪来说,只要人的情感之火永不熄灭,自由之追求永远存在,道德永不沦丧,美永远是心灵的至高境界,友谊永远成为人与人之间的联袂,人类就不会失去希望,不会灭亡。这种可以看成是新的信仰的东西,就其表现形式,在《鼠疫》中,具体表现就是人物对待瘟疫的态度上,甚至在看起来有些神秘的人物柯塔尔,尽管他似乎找到了逃避正义的惩罚、良知的拷问,从而建立起了他阴暗心理的阴暗的世界,但他仍然得到了作家的宽容。因为在整个作品的演绎进程中,在诠释人生场景和对待人生磨难的态度中,加谬呈现的是他真切的同情之心,博大的胸怀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他的仁慈和同情使《鼠疫》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夺目光辉。
但单纯追求道德的高尚,毕竟是危险的。现实就是现实。存在主义者针对灾患已去的看法,完全不同于被暂时的安全和幸福包围的普通人,前者是小心翼翼,甚至是谨小慎微的。在城门洞开,鼠疫被战胜的时候,里厄还是清醒而无奈地意识到眼下的胜利是暂时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厉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中耐心地潜伏着守侯,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受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因此,在奥兰城中出现的欢乐场面是潜伏着隐忧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就是灾难的真正结束,它们永远存在。那人们该怎么办呢?“有一阵巨大的呐喊声在空中回荡不息,在提醒着这些丧魂落魄的人们,告诉他们应该去寻找他们真正的故乡。”“真正的故乡是在这座窒息的城市的墙外,在山冈上的这些散发着馥郁的香气的荆棘丛里,在大海里,在那些自由的地方,在爱情之中,他们想回到故乡的怀抱,恢复幸福的生活;对于其余的一切,他们不屑一顾。”于是,我们能感受到加缪内心的感受:“他们现在知道,要是说在这世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们永远向往并且有时还可以让人们得到的话,那么这就是人间的柔情。”显然,道德和柔情一样,是一种美。由于道德能够治疗人类灵魂的痼疾,无论是得知,还是观察,或者是赋予一种正义者的形象,它都在加缪笔下显示出了更充分和大量的美,更加丰富的柔情和更强的震慑力,更持久的诱惑力。
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前面我已经说过,在荒谬的世界上,仅仅正视道德的存在和追求高尚的道德毕竟是危险的。一个时代的人在特定的环境中所经历的灾难,会在时间的流失中被忘却,英雄人物终将成为传说,现实永远屹立在人类左右,进而演绎为荒诞的世界,人们只能借助文学作品,借助想象,或假借这样那样的里厄或塔鲁,在接近虚无的历史中想象。如果从阅读中获得了道德感,那只能是文学作品的感应,它一来到荒谬的世界,就会被嘲笑和践踏。人们即使在荒诞的现实人生里保留着高尚的道德,人品,博大的同情心,但又与灾难不绝的时代相去甚远,在物质时代,道德到底是不能当饭吃,当金钱使用的。同时,《鼠疫》不管怎么看,就是一个单纯的小说,它不是作者的自传,也不是绝对的虚构作品,可以说,它不具备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式的虚构,因此,作者和寄予他全部理念和道德感的主人公所具有的正义感和道德的高尚的成色是不是就减低成色了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不是一般性的问题。就中国读者来说,他们将作家当着文明的传播者,道德的演绎者,也就是当成一个全然的说教者的角色来对待的,其作品就是他们道德的说教范本,理想和梦的实验田,但一俟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被他们涉及,不仅是作品主题受到质疑,连作者的道德水准,乃至基本的创作意图也会受到质疑,甚至是群体性的否定和攻击。法朗士说,文艺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研究作家作品确实就是一个冒险行为,而涉及到道德、政治、信仰的时候,危险性更大。完全可以这么说,作者的思想、个性、行为、道德等观念与文本之间有着某种不同程度和角度的偏差或脱离,可我们的解读方式往往是将他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尤其是在进行作品的思想研究的时候。可我们的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个因素,作品是可以长久存在的,可思想、道德、正义是通过文字流传的,而作家本身,他们的外貌,气息,诗意的生活和仁慈心肠,作为物质,很快就会消失,完全绝灭,如果我们依旧要依靠单纯的文本形式,强行将他们纠缠在一起进行评论,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作品中的道德和同情,或许只可看成是一种高级的审美形式,但生存中的道德却不是那样,它们之间是有距离的,审美行为可以抬升道德,但道德却不一定与审美有关,即使审美演绎出了思想和道德,也不完全是存在着的思想和道德。或许,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加缪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存在主义者们仍然阐释着人道主义的精髓,高扬着人道主义的旗帜。我们不必苛求塔鲁必须达到圣人的境界(中国的庄子也有此追求),我们仅从他的态度中就可得到安慰。而里厄一步步地实现着加缪的理念,他的正义感和仁慈情怀,严谨的工作作风,冷静的心态,都是荒诞的世界里的光亮和温暖。而那个被鼠疫搞得心力交瘁,为与爱人见面而费尽周折,却在计划即将成功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留下来,和里厄等人一起抗击瘟疫的记者朗贝尔,或许可以看成是荒诞世界里某种荒诞对真理和良知的皈依。
道德的皈依,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它不仅仅是存在主义的核心,而且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良心,是我们与一切灾难抗争的锐利武器。这样看来,鼠疫作为灾难可能会重来,但它们毕竟失败于人类共同的战斗,人类的形象在面对它的时候,尽管形形色色,但里厄塔鲁朗贝尔们将挺起人类不屈的脊梁。而《鼠疫》是永远的,加缪永远不会过时,他们是哲学的,文学的,更深刻的是,他们是人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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